中国道教也有趣

　　问题，才会极力发展和推行三教合一思想。

　　另外，从民族性来看，这一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又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新时期，外来民族和宗教的涌入，对汉民族的冲击是巨大的。统治阶级不可能只允许汉民族存在，其它民族同样是他们治下的百姓，因此，客观上就要求各民族相互认同、相互接受对方的存在，而三教合一的思想，恰好对于多民族、多文化的现实的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当然了，全真弟子们选择了最适合道教的儒、佛，并没有选择伊斯兰、基督等文化差异较大的宗教进行融合，比起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眼界还是窄了些，换句俗话，也是屁股决定脑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在那个位置，没到那个高度，想的自然就有局限了。

　　丘处机以三教融合的思想为前提，才是真正得到成吉思汗的认同的前提和关键，才谈得上劝他去暴止杀、济世安民，才能够使全真教得到蒙元的认可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他和成吉思汗的论道，也影响着耶律楚材，影响着他后期的改革思路。在窝阔台的支持下，耶律楚材按照汉民族的传统习惯而推行的新税法等，非常有效地缓解了北方尖锐的民族矛盾，迅速恢复了经济生产和社会稳定，对于蒙元加速统一进程的作用不言而喻。

　　当然了，丘处机虽然主张儒释道三教平等合一，反过来却又支持“老子化胡”的观点，这可以从他在西行途中在阎立本的《太上过关图》中题的一首诗中看出一二：

　　蜀郡西游日，函关东别时。

　　群胡皆稽首，大道复开基。

　　由于全真教得到统治阶级的扶持，后辈们很容易滋生那么一点点小骄傲，除了蒙古人，看其他人的时候鼻孔就稍稍有点朝天了。前面说过，全真教抢了很多因战乱而荒废的佛寺，改改就成了道观了，这还不算，又重新翻出了《老子化胡经》，重新用它来打击佛教，这种旧帐重提，拿着剩饭天天来炒，看官们都烦了，更何况是当事人，于是触怒了六根清净的佛门高僧，一场佛道之争又重启了。丘处机也没有想到，1258年，佛教一方以少林寺主持福裕为队长，道教一方则是以全真教掌教张致敬（丘处机的徒孙）为代表举行了一次辩论，结果全真教一败涂地，不但要归还原来抢占来改造的佛寺，还烧了化胡经，最关键的是全真教从此走上了下坡路。关于元朝的佛道之争，后面再详细交待。

　　总体来说，丘处机的历史功绩是应该得到承认的，当然，他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也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过高得希望他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民族压迫和剥削的现状，也不可能改变被蒙元统治者利用，成为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的命运，同样不可能真正为底层的百姓服务。作为后人，我们可以批评他，也可以认可他，不过他对于中国道教发展的贡献、对于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的贡献，是不能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