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敌人太强大

　　。但实征不到此数，乾隆以后各朝每年实征盐课银大约只有500多万两。其时国家有事，如遇庆典及用兵等，每每要盐商出银“报效”，多或数百万两，少亦有数十万两，而政府就常以减免盐课作为回报。

　　对于盐巴，姬发记得很清楚，盐铁专卖，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些东西能够给国家提供大量的税收。

　　但是如何施行盐铁专卖就要学习学习了，不是说你有了这东西，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卖，也不是说你有了这东西就能够有大量的收入。

　　同样是盐铁专卖，怎么明朝的盐课比满清少那么多？

　　关税在清初不太受重视，康熙时年征额不过100多万两。雍、乾以后，考核渐严，各关不但报解“正额”，而且报解“盈余”，亦定以额数。又定收入比较之法，初为与上年比较，乾隆四十二年改为“三年比较”，即以当年收数与前三年收数最多的年份比较，若有短绌，由关员赔补。乾隆以后，每年解部关税户关为400余万两，多时达到500余万两，工关为40万两上下。各关巧立名目溢额私征不报部者不在其内。

　　清代的杂赋主要有官房地租、芦课、渔课、茶课、矿课、契税、落地税、牙税、当税等项。

　　清前期杂赋税目不少，但大都所征无多。乾隆以后，杂赋税课报解户部者每年总共100多万两。

　　这些杂税当然也是姬发需要注意的，毕竟有些东西看起来很少，可是慢慢的积攒就会变得很多很多。

　　清代自康熙初为平定三藩筹饷而大开捐例，历朝沿行。乾隆以后更有了常捐，捐输乃成为国家财政不可缺少的经常入款。乾隆时期，每年常例捐银约为300万两。嘉、道时期，据记载，自嘉庆五年至道光四年，江苏藩库共收捐监银376万两，安徽收174万两，合计各省总数，在5000万两以上。因事特开之捐收银更多，如乾隆时的豫工、川运两次捐例每次收银都在1000万两以上；嘉庆时的川楚事例收银3000余万两，衡工例收银1120万两；其他如工赈、土方、续增土方、豫东诸例，收银也都有数百万两。

　　捐纳之外，清代还常有盐商、洋商、广东十三行商人等富商巨贾的遇事“报效”，以乾隆时为最多，军需、河工、庆典皆有之，多的达银数百万两。这也是当时政府为应付额外开支而采取的一种筹款方式。

　　对于卖官鬻爵，姬发是很痛恨的，可是又能如何？就算是自己不卖官鬻爵，这些下面的郡县就会听自己的？还不如自己把这些位子卖给他们，甚至是一女多嫁，按照制度来，每人可以做五年的时间，五年以后就要换人，等到自己搞出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上来了之后，财政收入多了起来之后，到时候再来收拾这些人。

　　姬发把自己所有能够想到的东西都写到了白纸上，至于满清的财政支出，姬发也知道，不过他并没有写上去，毕竟有一些东西在目前并不是很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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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驿站经费之外，还有保息及救荒支出，此为社会救济支出，时称“赏恤”。清代的社会救济分为两类，一类称“保息之政”，另一类称“救荒之政”。

　　保息经费是各地方的经常性支出，大都有一定的数额或规定标准。动用款项一般也是固定的，或在正项钱粮内动支，或于生息款（发官款交商生息）内解决，也有的来自于士民捐助。

　　清前期，救荒是国家一项大的支出，几乎年年都有，往往动辄花费白银数十万两乃至数百万两。

　　至于搞蠲免，姬发目前想都没有想过，自己可没有那么多钱搞蠲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