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禧盛世

　　宋初，三司能与中书、枢密院分庭抗礼，三者面君频率几乎一致。

　　赵匡胤当政，往往亲自过问财计，三司使多是摆设，取旨行事而已。

　　赵光义又是另一个极端，倚重三司使的同时，惟恐其尾大不掉，更替频繁，几度废立。

　　赵恒登基之初，因为河北、河东、陕西战事，三司权利得以飞快膨胀，后又因连续七年大兴土木，坐实计省之名，也就是袖珍版的尚书省六部。

　　赵恒并不想限制三司权利，至少现在不想。

　　本来，国家大事即便得天子首肯，仍需按部就班的赴中书、枢密院、三司走流程，诏书等公文必不可少。

　　中书虽有决策权、施政权、中下层文官人事权，具体行政却由百司、州县去完成。

　　枢密院境地相仿，有决策权、调兵权、中下层官人事权，却不掌军。

　　二者均无行动力，还有御史台、三班院、审官院、吏部流内铨掣肘人事。

　　三司则完全相反，即是决策部门，也是行政部门，甚至设有自我监察机构，可由天子面授机宜而行事，无须制词授阁门宣读，学士院也就不制书，中书则无处署名……

　　赵恒早已习惯一言堂的便利，不愿轻易放手是一方面，不愿留下一个烂摊子则是另一方面。三司需要限制，但绝不能是现在。

　　他于二月十五日自亳州抵京，本想斋宿于玉清昭应宫集禧殿，却受累于光教院所上案牍，直至次日丑时中，仍然无法入睡。

　　三司内部混乱远超预期，文书账薄稽核尚未过半，纸面上差额就已高达四十万缗，经仓、库、场、务等储存之地再过一遍手，天知道还要添几分损耗！

　　更别说盐铁兵案这种要害部门的胥吏为了生存，常年染指诸州衙吏迁补事、本司官吏功过事，钱捞的不多，影响十分恶劣。

　　还敢在亡、逃、绝户等无主资产上动手脚，若无地方配合，绝不可能成事。

　　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真要是一把火烧了，也就死无对证。

　　他忽然熄了杀人之心。

　　京畿胥吏过万，能杀多少？

　　追回赃款，防微杜渐，或许才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先是，一道口谕震惊中外：“有司鞭笞所部罪吏三十以下者，无须奏闻。”

　　在此之前，在京百司主官无权鞭笞所部获罪胥吏，必须取旨行事，可一任主官任期多在两年，谁愿意去讨那个麻烦？打蛇不死，反受其害，公事而已，犯不着……

　　然后，以刘纬权三司度支副使、管勾中央银行、筹置泉州市舶司。

　　接着是追赃。

　　许人自告，补赃不咎，仍可据等次入籍三班院。难以为继者没其家资充役，无子妾出民为妻。举告他人者，取被举者十分之一补赃……

　　于是，京畿躁动销声匿迹。

　　二月二十八日，三司文账审核告一段落，光教院录得账面收入三十五万缗。

　　也就是说，三司录得一百八十万缗的亏空，这还没算仓储损耗，那是另一拨人，多为赵恒亲信，许其自查自纠。

　　是日，三司使林特诣崇政殿请罪，长跪不起。

　　赵恒亲自下殿搀扶：“卿无须自责，换谁坐镇三司都不可能受困于案牍，卿与丁谓这七年兢兢业业，朕会不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朕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