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也有趣

　　也要他们服徭役，对于藏地来的和尚更加严厉，他曾经把京城里的藏僧一次性打包全部发配到两广那些未开化的地方充军，而且是“遇赦不宥”。

　　从嘉靖五年（1526年）五月开始到挂掉之前，嘉靖曾经三次发布禁止和尚设坛传戒说法的命令。佛教设坛传法是为了宣扬戒法，这种活动不但属于和尚自己修行的一部分，还有弘扬佛法，宣传佛教的作用，很多人出家当尚就是因为参加了这些活动才决定的，而且这些活动在嘉靖之前政府是一直鼓励的。那么嘉靖为什么却一再禁止呢？这里面并不仅仅有限制或打压佛教的原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和白莲教有关。白莲教也经常要做宣传推广，每次活动“昼夜传法诵经，男女杂沓”，用来宣扬教义、吸收信徒，各地官员对此是相当警惕的。而和尚设坛传戒说法时的情景又和白莲教的活动差不多，“四方缁衣集至万人，瞻拜伏听，昼聚夜散”，地方官们一看大牙都疼，这到底是和尚们在搞促销呢还是白莲教在搞破坏啊，于是按照传统宁杀错不放过，谁也别搞再促销活动了，安全第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秋，嘉靖临死前还不忘记再次禁止京师参禅礼佛集会，“严禁僧尼至戒坛说法，乃令厂卫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内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狱。四方游僧悉听所司递回原籍当差”。这一禁令实际上被后面几代皇帝一直执行到了明末，对佛教的发展影响甚大。万历年间曹洞宗湛然圆澄和尚写过一部《慨古录》，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自嘉靖间迄今五十年，不开戒坛，而禅家者流，不无可凭据，散漫四方，致使玉石同焚，金鍮莫辨”。这里所说的嘉靖间就是指嘉靖四十五年，期间透露出佛教的衰退也是毫不夸张。

　　嘉靖六年十二月，嘉靖宣布了一条命令：从此不允许再给没有身份证的和尚、道士发度牒了，也就是说不给那些没办手续的和尚道士们转正机会了。这还不算，嘉靖还鼓励和尚还俗，尤其是尼姑和女冠则强制还俗，显然是打算让这些女人早点回家嫁人，多生孩子、照顾孤老，为大明的经济建设做贡献。

　　在打压佛教限制佛教招收新成员加入的同时，嘉靖对道教则不但不限制，反而先后几次大规模的开度道童，毫不掩盖自己的崇道态度和区别对待的行径。

　　嘉靖六年十二月，嘉靖宣布禁止修复已经废弃的寺院，严禁无证私建寺院，同时查抄全国私建的寺院，只要没有营业执照的全都拆的拆、卖的卖。比如当时有座大隆兴寺被毁，结果一直申请不下来重修的许可证，一拖就是十几年。到嘉靖二十四年，由于当时有一个琉璃河工程恰好缺钱，其实是一直缺钱，于是嘉靖顺手就把这座大隆兴寺的地皮拍卖了，钱正好拿去修河道。

　　嘉靖十五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