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到明末当皇后

　　踞在襄阳的左良玉，左良玉不敢正面迎战，向江西方向逃跑。临走前为了筹措跑路的经费，也给李自成制造困难，“焚庐舍，夷井灶，鸡犬无所留，千里一空”。原本不想造反的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得不反了，为了保卫家园，他们纷纷站到了李自成一边。闯军所到之处，百姓们“焚香顶礼，牲酒远迎”，“又复抵死为贼抬架铳炮，协拥大队过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良玉为了逃命抢劫粮船。“先是小民不能自置舟者，辄挈室托于粮艘，凡数千家，以粮艘可恃也。至是概掠之。一卒登舟，百人请命，刀声人语，鱼乱水飞，可怜哉！十八日，全师东下，樯帆蔽江，酸泣之音，十里相接焉。两郡方幸得稍苏息。”正如堵胤锡所说：“臣知驱天下之民而从贼者，尽兵之为也。”

　　其次，就是李自成的政策日趋成熟。襄阳建政前后，李自成基本完成了军队的正规化，野战军与卫戍军分离，野战部队形成五营二十二将的体系，指挥系统周密，纪律严明。虽然之后闯军依然有屠杀行为，但是杜绝了官军那种随意打粮，毫无纪律地乱抢乱杀的做法。军队的一切行动都要有组织有纪律，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不得杀人，不得放火，不得奸**女，不得抢劫偷盗，不得踩踏庄稼，不得私藏战利品。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样的军队依然是反人类的。但是在十七世纪的环境下，闯军的纪律已经是当时中国的一流水平了，至少比他的对手大明官军不知高到哪里去。

　　李自成在这时开始缩小打击面，对于明朝宗室还是照杀不误，对官员士绅则是只杀反抗者，降官只要交出一部分赃款，就可以既往不咎，重新录用，对中小地主和穷苦百姓，只要投降就不加侵害。再加上“三年免征”“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李自成的政策得到了广大穷苦百姓的拥护，他们不仅免于屠杀奴役，而且不再受到明王朝沉重的赋税压迫。士绅们出于自身生命安全的考虑，也能勉强接受这样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