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毅坚卓的他们

　　脸就和我手上的粉笔一样苍白。后来我跟艾略特先生逐渐熟悉了，我们经常在午餐后一起散步，有一次我们走在国王大街上，我忍不住问了艾略特先生一个困惑我许久的问题：‘艾略特先生，你真的认为一个诗人有必要至少每周都写诗吗？’艾略特先生想了想，然后跟我说：‘总体上看这个问题，我应该说，在许多诗人的情况中，他们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写的越少越好。’”wＥйχúéзч.neτ

　　看到大家一脸困惑的样子，燕卜荪嘿嘿一笑：

　　“我起初也跟你们一样不理解，艾略特先生用自己的经验跟我解释了他的观点。他说诗人不能除了写诗什么也不做，诗人一定要‘生活’，要深入这个世界。他还说，就是因为抽不出很多时间来创作，反而会逼着他在写作时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别的事情好做，他就有可能写得太多，却不把经历花费在润色一小部分作品上，这对一个诗人来说是很危险的。对于这一点，艾略特先生的文章《批评的功能》中有一句话我很赞同，他写到：‘一个作家在创作中的一大部分劳动可能是批评活动：是筛滤，组合，构建，抹擦，校正，检验。’从艾略特先生身上我学到了诗人的严谨，诗人的创作态度必须十分认真，为自己笔下的每一个词负责。

　　回头想想，我能走上‘写诗’这条路，一定要感谢艾略特先生，他不但给我讲了很多自己创作的心得，还让我给他办的《标准》杂志写稿，哦，我想起来了，奥登的第一本诗集《诗歌》（POEMS，1930）也是艾略特先生推荐出版的。

　　我认为在我这样的岁数，或者是更年轻的一些诗人当中，奥登和迪伦・托马斯是仅有的两位可以被称作天才诗人的人，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们是英国三十年代最好的两个诗人。”

　　看到燕卜荪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对两位同行大加夸赞的样子，牟光坦不由得想起了“文人相轻”这个词，燕卜荪的赤诚和纯粹，一日日地感染着牟光坦，让他心向往之，也想活成这样的人。